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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捐献了半个故宫

他捐献了半个故宫

  他捐献了半个故宫

  清末民初的河南项城,曾有两家大户,一袁一张。1898年,张伯驹出生在书香门第张家,7岁那年,他被过继给伯父张镇芳。张镇芳是光绪进士,当过河南总督,在天津创办了盐业银行,位高权重,财运亨通。张伯驹到天津后,锦衣玉食,他也没让张镇芳失望,聪颖好学,7岁入私塾,9岁能写诗。家里人想让他做军官,然而,看到军阀内斗,发觉政治风云竟如儿戏,张伯驹认为做军人简直是自辱,毅然脱下军装,从此在家写诗作画,看戏唱曲。

  30岁这年,父亲安排他打理银行,他却每日闲散读书,而只要看中的字画,再贵也要买。为了收藏名品,一掷千金。生活上,他却极为素淡,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赌博,常年一袭长衫,出门从不讲派头。与遗老相交,却不酸腐;与阔公子为友,却不沾染纨绔习气。他的志向只有一个,那就是做名士。

  一开始,张伯驹豪掷千金买字画,是满足个人情致。当他知晓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民间,又被倒卖到国外后,内心的忧愤便越来越重。

  那一年,听说溥儒要将《平复帖》转卖,张伯驹坐不住了。溥儒是恭亲王之孙,手上有大量字画珍品。此前,他曾将国宝级的《照夜白图》倒卖给英国人,气得张伯驹直跺脚。这次的《平复帖》,是西晋文人陆机的真迹,有1700年历史,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手迹,素有“中华第一帖”之誉,上面盖满历朝历代名家印章。其文物价值,自不用多言。如果流失海外,必成千古之恨。

  这幅字画,溥儒要20万大洋,张伯驹只能作罢。时至1937年,张伯驹得知溥儒母亲病危,正是缺钱的时候,二话不说,借出一万大洋。最后,张伯驹以4万大洋购得《平复帖》,成功将这件重量级国宝留在了中国国土上。

  此后,张伯驹陆续收得李白真迹、杜牧手卷、黄庭坚书法等十多卷珍品。他将京津两地的几处房产出售,只为买下这些珍贵的古字画。

  1946年,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,古董商马霁川正在出售一件非同寻常的“东北货”,那就是《游春图》。《游春图》运笔精到,意趣无限,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,素有“天下第一画卷”的美称。当时,故宫正在收购民间珍品,张伯驹听到消息,希望故宫出面购买,如果经费不足,愿代周转。可是马霁川开出天价800 两黄金,故宫只能望画兴叹。

  听说马霁川准备将画卖给洋人,张伯驹多方奔走呼吁:“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,万万不能出境。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,把它转手洋人,谁就是民族败类,千古罪人,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!”马霁川有点怕了,便说:“220两黄金,有钱来拿!”

  为凑钱,张伯驹只好卖了弓弦胡同的宅子。要知道,这宅子可不一般,原为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,模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建造,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名宅。马未都曾说:“这宅子搁在今天,光拆迁,就得一个多亿。”

  谁知,拿到黄金时,马霁川又借口成色不好,“还要再追加20两,否则我就卖给别人了”。张伯驹只好回家央求妻子变卖金银首饰,终于将《游春图》收入囊中。后来,南京总统府派人来京,愿以500兩黄金人藏《游春图》。张伯驹复函称:“伯驹旨在收藏,贵贱不卖,恕君海涵。”

  为了一件件国宝,张伯驹倾家荡产,宁死不卖。谁能想到,1956年,他决定将平生所藏,尽数捐献国家,其中包括《平复帖》《游春图》、杜牧手卷、范仲淹手卷等8幅一级珍品。这8幅字画,都是上上极品,即使在当时,每一幅也都价值连城,文化价值更是不可估量。因此学界有称:“张伯驹一个人的捐赠,就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的半壁江山,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”时至今日,这些捐赠依然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。

  很多人问张伯驹,为什么要无偿捐献?他说:“黄金易得,国宝无二。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,是怕它们流入外国。”在张伯驹眼中,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,吾族文化居世界之先位,真可睥睨外国。这些文物首先属于一个国家,一个民族,花多少代价留下来,都值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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